四川在线记者 熊晓雨 唐子晴
上车之前，王璇（化名）就明白，那辆停在医院门口的“救护车”不正规，可她别无选择。垂危的丈夫希望“叶落归根”，没有车愿意载他们返回距成都200多公里的西充老家。
事后，尽管她对那辆“山寨救护车”的诸多细节存疑，甚至竭力追讨部分不合理收费，但她仍在面对四川在线记者采访时提出顾虑：“如果你们的报道，导致‘山寨救护车’被取缔，那些像我们一样（有需求）的人，该怎么办？”
记者检索互联网资料发现，“山寨救护车”的相关讨论持续十余年。并非无人知晓“山寨救护车”的种种风险，甚至逐渐成为一门被“默许”的灰色生意。这种失衡背后，是一个长期没有答案的问题：需求如此庞大而迫切，为何讨论十余年，正规的非急救医疗转运体系仍未能真正建立？
互联网平台上，非急救医疗转运车辆真假难辨。 网络截图
一门被“默许”的灰色生意
2025年7月，王璇的丈夫在成都市游玩时发生意外，被紧急送至当地医院后诊断为“病危”。好心的医生告知王璇，若想送回老家再安葬，必须抓紧时间转运，一旦在医院去世，就不得不在成都火化。
“最好的选择是120急救车。”但王璇一家被医院告知“急救车只用于院前转运”。
王璇的需求，在医疗领域被称为“非急救医疗转运”。从事急救工作30余年，国家应急医疗专家、平顶山市急救中心原主任武秀昆将其解释为：以救护车为工作平台所开展的守护性、保障性医疗转运服务，是一种“准医疗需求”，存在多层次、差异化的特征。这种服务适用于“院后”，即跨医院转诊、出院后仍需医疗照护、放弃治疗、跨省长途转运等患者。而《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恰恰规定：“急救中心（站）和急救网络医院不得将救护车用于非院前医疗急救服务”。
医院不行，她们找上“丧葬一条龙”服务，但也被对方以“拒接活人”为由婉拒。
多方碰壁后，王璇的女儿无意间在重症监护室外的墙上，发现一张印有“医疗转运服务”的小广告。没有其他选择，当天，王璇便陪着丈夫上了那辆租赁双方心知肚明的“山寨救护车”。
途中发生的事情，远超出王璇预期。
路经某高速服务站时，丈夫不幸离世。“医护人员”以“保持人体完整度”为由，劝说王璇购买他们提供的针剂和寿衣，另外收费上千元。
处置完丈夫后事，王璇复盘，“一辆医疗转运车，为什么会提前准备好这种针剂和寿衣？”她意识到，很多细节经不起推敲，所谓“医护人员”从未出示执业证件，车上的监护设备似乎也未真正启动。
但她至今没举报。
这也是现在“山寨救护车”需求端的现实境况：即便面临诸多风险隐患，但不少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多位使用过“山寨救护车”的患者家属向记者表示，从经济、伦理等方面考虑，“山寨救护车”确实满足部分需求，甚至有家属称“很感谢它解决了我的问题”。
被“劣币”驱逐的非急救医疗转运“正规军”
不只是王璇，大部分使用“山寨救护车”的患者及家属，都完全不知晓“非急救医疗转运车还有合规存在”。他们不能从外观辨别真假救护车，也不知道合规车辆应满足哪些标准。
非急救医疗转运并非没有“正规军”。四川在线记者查询发现，目前，全国探索的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由当地急救中心分流承担；二是政府牵头引入社会运输企业运营；三是政府主导建立统一调度平台。
全国范围内，已有多地尝试用市场化手段推进非急救医疗转运市场的合规运行。
武秀昆自2011年起研究非急救医疗转运。他向记者介绍，广东早在2014年左右就开始试点建设具有省级、市级卫健部门资质证明的民营医疗转运机构；北京市红十字会救援服务中心999、长三角地区城市也相继试点，对医疗转运服务加以规范。
广东安捷急救转运中心。 受访者供图
广东安捷急救转运中心有限公司（下称“安捷”）在2014年原广州市卫生计生委审批、获得专门从事非急救医疗转运的医疗牌照后，作为广州非急救医疗转运行业试点单位正式投入运营。
“正规军”运营标准堪称苛刻。
安捷总经理助理张吉雨介绍，申请非急救医疗转运资质，等同于急救站设置标准，即每辆转运车必须配备专业医疗设备，随车医护人员须具备执业资质，还需定期接受应急处置培训，以应对路况风险和患者病情突变。此外，由于转运车辆的特种车辆属性，这种车辆上路还需报交管部门审批。
而“山寨救护车”的“门槛”则低得多。
张吉雨观察，不少“山寨救护车”是“一人公司”状态，一人扮演司机、客服、市场等所有角色，顶多再找一些兼职医护人员就能揽活。
部分服务商无法出具医疗牌照、医护人员执业证明，转运所需医疗人员数量和医护设备种类均要求患者及家属自行安排。网络截图
连日来，四川在线记者以患者家属身份，暗访网络平台非急救医疗转运车租赁服务。部分服务商无法出具医疗牌照、医护人员执业证明，就连转运所需医疗人员数量和医护设备种类均要求患者及家属自行安排。
即便如此，很多人仍然会选择“山寨救护车”。张吉雨认为，这主要由合规车辆运力不足导致，“安捷目前拥有33辆非急救医疗转运车辆，对整个广州的需求来说，我们仅能满足1/50的患者需要。”
这样一来，“少而正规”的非急救医疗转运车辆，在定价上不易被患者及家属认同。曾有家属因“山寨救护车”出价更低，放弃使用安捷的转运服务。“劣币驱逐良币。”非急救医疗转运业界人士以此形容现在的行业现状。
还有一种认知，也会影响患者及家属判断：“既然是非急救医疗转运，营运车辆需要配置如此专业的医疗设备和医护人员吗？我该为此付更高的费用吗？”
“坚决反对非急救医疗转运‘去医疗化’。”武秀昆认为，非急救医疗转运的对象是病患，车辆属性是救护车。他不要求照搬院前急救的模式开展非急救医疗转运工作，但如果完全“去医疗化”，归根结底还是服务商为了降低运行与经营成本。
他调研发现，有正规机构未随车配置医生，但转运中患者仍有病情突变风险，若有医生，还能提供情绪安抚。“可能100个转运对象中，90个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我们必须为那10%负责。”
这一观点在实践中得到印证。例如，河南省在试点中就将非急救医疗转运明确定义为：不需要实施急救措施，但需配备医务人员、设备并提供医疗服务的“点对点”转运活动。
准入并非设卡：如何为“好学生”开门？
武秀昆自2011年发表第一篇“非急救医疗转运”的研究文章以来，曾带队到全国七个省份的上百家医疗机构进行暗访。他发现，非急救转运场景日益增多，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实际需求、增量需求，到院外医疗乃至疫情等特殊时期需求，建立合规市场与准入标准已迫在眉睫。
那么，理想的标准是什么？
张吉雨认为，车辆、人员资质、审批主体、流程预案等都需全国统一。
武秀昆进一步提醒，非急救转运涉及跨区域、多场景服务，各地经济、医疗发展水平不一，在建立“全国一盘棋”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体系前，必须开展全国范围的深入调研，避免“一刀切”，再进行顶层设计。
然而，对于“行业准入标准”的理解，在实践中容易出现偏差。有人将其简单等同于严格限制，这反而可能抑制有效供给。
张吉雨对此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在混乱的市场中，政府部门应当先立规矩，“让‘好学生’发挥价值”，而非单纯抵制“山寨救护车”带来的不良竞争。
谁有资格成为这样的“好学生”，并为“准入”标准树立标杆？许多患者及家属表示，他们更希望是公立120。
“120自己都捉襟见肘。多地120连院前急救需求都很难满足。”武秀昆称，目前几乎不可能靠财政独立投入建立一个覆盖全国的医疗转运系统。他更建议支持非急救转运市场化、商业化，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但“市场化”首先要解决规范化管理的问题。
四川在线记者调查发现，多部门监管，导致非急救医疗转运行业出现“九龙治水各管一截”的情况。
第一步就是审批主体的错位。武秀昆调研发现，全国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批的非急救医疗转运机构共600多家，但70%以上由交通部门审批，另有部分由工商管理部门审批。他问：“这些机构都可以说政府审批通过了，但服务对象是病人，使用车辆救护，到底谁该是牵头单位呢？”
正是由于审批主体多头并行、权责不清，监管过程中难免出现推诿扯皮现象。
一篇研究非急救医疗转运的论文显示，对违规改造外观的车辆，交警一般只能处以200元罚款，对于涉嫌非法营运的车辆，交通运输部门存在取证困难问题。
监管权限的地域性与行业的流动性也产生了巨大的现实矛盾。
“现阶段最需要明确属地管理。”张吉雨解释，转出地和目的地，其中必须有一个是属地管理机构所在地，因为跨区域运营涉及公安、交通、卫健、医保、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而这些部门通常以行政区划为单位，车辆从一地到另一地，将面临资质难以互认、监管责任划分不同等情况。
价格是“市场化”的重要一环，但当前市场长期存在“‘山寨救护车’低价竞争的恶性循环”。武秀昆建议，“非急救医疗转运车应明码标价，一律开具发票，以减少不合规转运车的恶性盈利空间。”
一个更为隐匿的问题是，“挂靠”现象在非急救医疗转运车行业十分常见。
业内人士透露，机构或个人都能购买救护车，也能轻易挂靠在基层民营医院急救站或者其他医疗执业机构，但挂靠车“能否监管到位就不好说了”。
采访到最后，武秀昆告诉记者，他刚刚提交《非急救医疗转运实用照护手册》的最后一章，这本由他主编的“我国第一部非急救医疗转运专业书”即将出版。手册不仅系统收集各地规范性文件，还细致到病患护理的各个环节。
研究非急救医疗转运近14年，武秀昆说，希望非急救医疗转运合规体系能够真正落地，让安全、规范、可及的转运服务惠及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在“山寨救护车”充斥的灰色地带，谁是经得住检验的“好学生”？行之有效的行业准入标准，当下是否已有参考？川观新闻将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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