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即将通车的大桥和它背后的“无形之桥”——攀枝花探索建立边界联调协作机制丨市州观察

四川在线记者兰楠/文川观新闻攀枝花观察韩嘉伟/图

3月12日，黄泥坪渡口不远处，横跨雅砻江、连通攀枝花和凉山的黄泥梁子大桥已经合龙，建设进入最后冲刺期。“预计7月通车。”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黄泥梁子大桥项目部党支部书记张开华告诉记者，大桥建设的顺利推进，少不了边界联调协作机制的“帮忙”。

黄泥梁子大桥横跨攀枝花、凉山两地。

边界联调协作机制是什么？这得从攀枝花市的地理位置说起。

攀枝花位于我省西南部、川滇两省交界处，与3市6县山水相连，省际边界线长282.87公里，市州边界线长434.53公里。为了管好边界地区这些行政管理的“薄弱地”、矛盾纠纷的“多发地”、社会治安的“复杂地”，近年来，攀枝花探索建立边界联调协作机制，变“你管我不管、我管你不管”为“你管我帮、我管你帮”。

解纠纷

“拴好”踩过省界的牛

攀枝花市西区格里坪镇格里坪村。

攀枝花市西区格里坪镇与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兴泉镇，山连着山，地挨着地，两地群众共用一条河水，赶着牛羊常在山坡上打照面。可不久前，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两位“老邻居”，却为一群牛红了脸。

一日清早，格里坪镇格里坪村村民杨世洪去坡地查看自家的芒果苗。刚到地头，他愣住了——围栏被撞坏了，四五十株芒果树苗被踩得东倒西歪，地里还留着新鲜的牛蹄印。“肯定是李布哈的那群牛干的。”杨世洪沿着蹄印追出去。

常年在华坪县打工帮人放牛的李布哈，住在省界附近的工棚里。杨世洪来到工棚时，李布哈没在家，正在做饭的李布哈妻子听不懂杨世洪的语言，沟通不畅，双方嗓门都越来越高，推搡间锅碗摔了一地。眼看矛盾升级，围观的人赶紧拨通了格里坪村人民调解员郭先顺的电话。

郭先顺在村里干调解工作已经16年，了解到是一起跨省纠纷，他当即联系上攀枝花市西区司法局格里坪司法所，又通知华坪县兴泉镇那边的调解员。按照攀枝花市与丽江市推行的边界联调协作机制中“一案双派”，这起纠纷同时派发给了两地调解组织。

两天后，调解会在格里坪镇“三说会堂”调解室举行。屋子不大，墙上挂着“群众说事、干部说理、法官说法”的牌子。

“我先说！”杨世洪心里仍窝着火，“他的牛啃了我家苗子，我去找他们沟通，他们还不管不问。”“我们哪是不管不问，我老婆根本没听懂你说的啥子。”李布哈有些委屈。

“说事”环节吐怨气、倒委屈，等双方心气都顺一点了，郭先顺才开口“说理”：“牲口吃了别家庄稼，主人家要负责任，这是咱们农村的老理，李布哈也认赔了。但老杨你们弄坏人家锅碗，是不是也该赔？”随后，工作人员拿出相关法律条款“说法”，又翻出之前类似案例的调解协议书样本做示范。

聊完赔偿细节，双方握手言和，一场跨省纠纷顺利解决。

格里坪镇与云南兴泉镇相接。

“这种跨省纠纷调解，难的不是断是非，是让双方觉得你能‘一碗水端平’。两省调解员同时参与，打消不少这方面的疑虑。”郭先顺说，在边界地区像这样的纠纷不少，过去是各管各的，现在实行“五联并举”——联动、联防、联手、联调、联通，再难的案子也有办法。

促发展

为一座大桥“治未病”

黄泥梁子大桥未通车前，当地使用轮渡过江。

探索建立边界联调协作机制，攀枝花与接边市州共同设立了地区联防联调工作领导小组，边界地区的乡镇调委会和村调委会设立联合调委会。

“接边的市州每年召开一次边际协作联席会议，区县每半年开展一次活动，乡镇每季度开展一次活动。”攀枝花市司法局副局长杜治勇介绍，边界地区会定期开展矛盾纠纷联合排查，做到及时掌握、主动介入；同时要求重大矛盾纠纷须在1小时内上报，一般纠纷须在5日内组织联合调解，疑难纠纷须在10日内组织联合调解。

攀枝花市综治中心接待窗口。

目前，该市已建立联合调委会105个，联调人员1970人，联络员183人。开展联调工作至今，全市调处边界地区矛盾纠纷1750件，已调解成功1723件。

随着边界联调协作机制持续运行，杜治勇发现，其作用不仅仅在于化解纠纷。

米易县白坡彝族乡姑表村与盐源县树河镇甘塘村隔江相望。“因为距离更近，甘塘村孩子读书、村民看病、农产品集散，都是通过黄泥坪渡口搭轮渡去米易县城。”甘塘村党总支书记罗鸿说，轮渡收费不低，“按单边算，每人10元，小汽车是80元，货车则是200元至400元不等。”加上雅砻江江水湍急，遇到大风大雨轮渡就得停航，很不方便，因此，当地群众对黄泥梁子大桥期盼已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