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在线记者 陈松
11月2日在阿坝州博物馆，四川在线记者见到两块木板。一块木板上，藏文墨书三行字：“红军是保护你们的，大家要安居乐业，好好种庄稼”。另一块木板上，汉文和藏文并排写着：“老庚们：回家来卖东西给红军”。这是目前保存下来的仅有的两幅藏文、藏汉合书红军标语，1995年被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藏汉合书红军标语。省民宗委供图
字迹不算工整，木板也已斑驳，可它们却把一个最要紧的问题摆到了今天：一支队伍要穿过语言不通的多民族地区，靠什么把话说到人心坎上？90年后，四川民族古籍工作者从另一维度接上了这个问题。他们普查的50万册少数民族古籍里，藏文、彝文等记录下来的，恰恰是同一片土地上各民族如何往来、如何共处的漫长记忆。如果说长征标语是这条记忆长河里的一个激流段落，那么民族古籍工作则是为整条河流建档“画像”。
长征在四川写下的不只是标语，更是一套能“翻译”的秩序
1935年7月到8月，红军长征经过松潘毛尔盖。1935年的川西北和凉山，民族隔阂普遍存在。红军要北上，先得回答一个问题：你和我，到底是什么关系？红军回答的方式，是一整套“文字行动”。1935年5月1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要求“立即把争取少数民族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随后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只有156字，却把话直白地说到人的心坎上：“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布告中的夷人、夷族即彝族）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国民党方面后来感叹，这张布告“胜过我们的千军万马”。
文字要被人听懂，中间还得有人。松潘羌族土司安登榜通晓汉、羌、藏三种语言，被红军任命为“通司”和向导。红军先头部队被羌族土兵队拦阻时，安登榜写信给土兵队长，把自己亲眼所见一笔一笔写进去：红军是“为受苦难的各族民众谋福祉的军队”。一封接一封，隘口最终让开了。在凉山，刘伯承与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为盟，授予“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队旗。红军离开后，这面旗帜被小叶丹家人缝进裙褶里，一藏就是许多年，直到凉山解放。
长征在四川民族地区留下的，不只是路过的足迹，而是一套用对方能听懂的语言、能验证的行为写下的关系准则。布告、标语、训令、旗帜，当时是“政策文本”，今天，成了理解那场相遇的第一手文献。
民族古籍守护的不只是旧书，更是长征那条线向后延伸的更长脉络
如果说长征文献记下的是1935年那个“相遇的瞬间”，四川民族古籍工作处理的，是这片土地上更漫长、更底层的交往脉络。四川现存少数民族古籍约50万册（件），涵盖藏、彝、羌等14个民族，90%以上散落于民间和寺庙。2024年启动的大规模普查中，普查小组翻越崇山峻岭，走进偏远寺庙、走进彝族村落、走进乡村牧区，发现了许多保存完好的彝族毕摩经书及藏文古籍，其中不乏稀世珍本。
系统整理出来的民族古籍。省民宗委供图
四川民族古籍整理的一个标志性成果，是系统梳理民族古籍中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内容，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提供实证。《明清及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四川民族地区文书史料汇编》首次系统公布1509年至1949年间的76份官方文书。这些文书说明，在红军到来之前的数百年里，中央政权与四川民族地区之间，已经有一套持续运转的文书治理传统；各民族在制度框架内共同开发边疆、共同书写历史。
长征的布告和标语、古籍里的文书和典籍，两者摆在一起，才看得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一个有文献可查、有档案可证的漫长过程。
让古籍活起来的不只是技术，更是长征那种“让文字抵达人心”的逻辑
今天四川民族古籍工作的走向，恰好接上了长征那种“让文字抵达人心”的逻辑。“十四五”期间，四川完成32万页民族古籍数字化，开发了彝文、藏文古籍文字识别系统。在凉山，基于普查成果的“彝族古籍数字博物馆”成为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在甘孜，藏族古籍中的传统医药知识被整理应用于现代藏药研发。与此同时，四川正在编纂的《红军与四川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近30万字。长征研究与民族古籍工作，正在同一套“三交”史料体系里汇流。
长征是“行动中的交往”，古籍是“文字中的交往”；一个发生在1935年的山路上，一个沉潜在千百年的纸页间。他们共同揭示一个事实：长征之所以能在四川民族地区走得通，不是因为它凭空造出了什么奇迹，而是因为它用布告、纪律和结盟，激活了那片土地上本就存在的交往逻辑；今天的古籍工作，是在把那个逻辑的源头和后续，一一辨认清楚，交给下一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