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在线记者 张红霞
11月5日,成都市金牛区传出好消息: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的《不动产登记服务支撑城市更新典型案例(第一批)》中,金牛区综合创新赋能片区城市更新作为四川唯一案例入选。自然资源部要求各地学习借鉴其“打通产权堵点、卡点”的经验。
去年春天,成都市金牛区驷马桥街道工人村社区,59岁的喻洪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新房钥匙。推开门的瞬间,独立厨卫、生活阳台和亮堂的采光,把他在筒子楼里住了几十年的记忆彻底刷新。和他一样拿到钥匙的,还有“老八栋”的400多户居民。这片成都一环路内曾经最大的“城中村”,完成了一场“不长胖、但长高”的原址重生。

喻洪没想到,他和老邻居们的幸福新生活,居然成了全国典型,他们用亲身经历,为全国城市更新的产权之难示范了解决之道——楼可以原拆原建,权属却不能“无中生有”,金牛区用“尊重历史、部门联动、公开公示、群众自治”的创新思路,破解了这道难题。
1953年建的筒子楼,集齐老旧片区更新“疑难杂症”
故事回到去年春天,这是喻洪拿到钥匙的时间。
当时,喻洪很快意识到另一个问题:房子是新了,脚下的土地和头顶的屋檐,在法律意义上依然“悬着”。
1953年,工人村建起这批苏式红砖筒子楼,80%的居民原本就没有产权,产权最初属于单位,单位改制后移交给了房管部门。住了大半辈子,房子换了新颜,那本证明“这是我的家”的产权证,却比盖楼本身还要难产。自然资源部在梳理这一案例时,将其根源概括为“建设年代久远、权属主体分散、原始建设及竣工档案缺失、土地权属划分零散”,片区不动产登记长期停滞。
堵点,不在砖瓦,在“权属的碎片”。
工人村的改造面积并不大——166亩,22个院落,58栋楼,3104户居民。但它的产权复杂程度,几乎集齐了老旧片区的所有“疑难杂症”。
自然资源部典型案例的梳理中,列出了五重障碍:土地权属碎片化,传统划转、归宗分宗流程无法落地;政策适配有空白,老旧划拨用地原址重建无常规审批依据;原始档案不齐全,无法按新建项目标准补齐要件;群众意愿统筹难,改造认可、旧证注销、登记授权难以统一;权属争议牵扯面广,个别争议可能造成整体停滞。
如果沿用“先厘清全部权属,再启动改造和登记”的传统路径,工人村要面对的不是一道题,而是一团缠了几十年的线。
四步拆解,每一步都有“出处”
自然资源部对这个典型案例的系统思路,做了拆解和分析。
第一步,用片区统筹把问题“框住” 。这不是金牛区的自我总结,而是写入自然资源部分析的“首要做法”:争取专项政策突破,定制适配规则。在成都市级专项政策支撑下,明确原址重建可维持划拨用地性质不变,厨卫新增面积免征土地价款,地下空间由区级平台公司依规申请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规划层面先把“能不能办”的制度空间打开,登记才不至于在起点就卡住。
第二步,用分类施策把“硬骨头”拆开。省自然资源厅在官方发布中确认,工人村采用的是 “原址重建+抽户上楼”模式,实施“8+1”栋成套化改造。对438户住在D级危房里的居民,不增加建筑基底面积,适当增加楼层,把部分低层住户抽到楼上,为每户腾出五六个平方米的套内空间。中央社会工作部下属《社区》杂志的报道进一步补充了关键细节:这一模式是在“多方商定”后确定的,目的是“实现户均套内使用面积增加5平方米左右”,而非自上而下的行政摊派。分类不是为了区别对待,而是为了让每一种“难”都有对应的解法。

工人村新貌。
第三步,用容缺承诺把“材料鸿沟”填平。自然资源部典型案例给出的官方定性是 “不机械套用新建项目标准” :由金牛区住建、规自部门联合出具消防、工程质量及规划确认意见,替代缺失的原始竣工备案资料,作为不动产登记要件;同时以“图纸盖章+联合审查”极简审批模式压缩报建环节。在取得金牛区政府专项授权后,组织居民签署改造同意书及授权承诺书,统一委托区级平台公司全程代办改造报批、多测合一、地籍调查、原产权注销、首次登记及分户登记等全流程事项。这套机制的实质,不是“绕开规则”,而是把分散在数千户居民身上的举证成本和跑办成本,集中转移到一个有信用和专业能力的实施主体身上——自然资源部将其归纳为“委托代办”并纳入“全链条”经验的一部分。
第四步,用民主协商把“众口难调”变成“最大公约数”。受到中央社会工作部认可的方式,是工人村居民参与机制命名的 “三会三赋”工作法:“吐槽会、交流会、协商会(坝坝会),赋语、赋能、赋制”。依托每月20日的“爱邻议事日”运转,目标是“实现居民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转变”。正是在这套机制下,8栋居民自发“拆墙并院”,1400余户居民主动拆除窗户防护栏。更值得留意的是末端环节:去年1月,社区组织居民对成套化改造项目进行分户验收,官方表述是“创新将验收权交给居民”。从方案阶段的“吐槽清单”到交付阶段的“验收权”,民主协商贯穿了改造与确权的全过程,委托代办和旧证注销才不再是一场与民意的拉锯。
由点到面:登记为什么应当“往前走一步”
工人村的价值,不在于它盖出了几栋七层小楼。自然资源部在案例定位中写得很清楚:这一经验“为老旧小区拆除重建、原址安置不动产登记难题提供可复制推广的‘金牛范式’”,其原则被概括为“尊重历史、部门联动、公开公示、群众自治”。

工人村的“客厅”——交子吉市。
在传统逻辑里,登记是项目完工之后的“收尾动作”。但工人村的实践表明,在权属高度碎片化的老旧片区,登记如果等到楼盖好了再启动,几乎必然陷入“房新证旧”的僵局。西南交通大学教授陈光认为,自然资源部将这一案例纳入全国首批典型案例并向各地推广,看中的恰恰是它把登记从“末端环节”前移为“基础工程” 的可能性:先摸清权属底数,再用分类确权为改造方案提供依据,再用委托代办和容缺承诺打通落地通道。登记不再只是被动记录结果,而是在主动为更新扫清制度障碍。
金牛区相关负责人谈到,从喻洪推开新房那扇门,到居民手中那本迟来却终究没有缺席的产权证,工人村用两年多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城市更新的深度,不是由楼的高度来衡量的,而是由制度能不能为最普通的人守住那一纸安身立命的凭据来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