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的新作《风流一代》上映后，口碑分化很大，有观众觉得更像是贾导过去影像的“混剪”，用旧瓶并没有讲好一个新故事。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呢？

《风流一代》叙事趋近于零，对白也寥寥无几。评论作者侯李坦承，时代变迁的主题，在一般文艺作品里，确实有点老套。当视角从一个女人的千禧年走到当下，叙事视角并非出自于她，许多影像也与她无关。当她经历的时空被一一展开，只要经历过其中年代的人，看到的可能还有自己。

不一定要去感慨中国近30年的发展是否过快，有些人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被抛弃，年轻一代也从曾经的享受其中到追赶时代发展的紧迫。同样无法确定的是，这个时代属于我们的时间还能留存多久。

好的电影不一定得讲好一个故事，可以是对时空的迷恋与表达，可失语，可喧哗。这种影像叙事方式，对电影市场的票房主力来说有些难以接受。他们认为，以丧失剧情与语言作为代价，更愿意为叙事性强的商业片和成熟的类型片叫好，总有一种对“好剧情、优秀故事片”的观影“前见”。

但《风流一代》的这种叙事方式也像镜子一样，照着一代人。有人问为什么“总是拍不好的东西”，贾导说，社会的暴力可以躲，时间的暴力躲不开。应对时间暴力的有效方式之一，大概就是记录或留下回忆。作为时代的记录，我们不妨对这类影像做一种社会学范式——透过电影如何观察社会和生活论范式——透过电影如何再次生活，甚至可通过其影像将文本看作观察社会的窗口。这种刻进骨子里的时代性与记录性，区别于西方电影的价值视点。就记录这层意义上讲，《风流一代》更像是一则散文诗或散文史。

关于叙事与纪录，好电影可以两者兼顾，也可以只选其一，为什么一定要非此即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