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
照片上一位妇人穿着旗袍，靠在身着戎装的杨克昌身旁，怀中还有个两岁大的男孩。
新中国成立不久，有地主成分的老杨家遭遇抄家，杨克昌一把火烧掉了所有的从军证明、军装和照片等物品。
“他担心连累家人。”那把火，也烧出了年代断层。杨胜雄记忆中，至今就只剩一张偷偷保存下来黑白照片。
上世纪50年代，他看过那张照片，一直保存了几十年，最后丢失在一次搬家中。照片上，一位妇人穿着旗袍，面带微笑靠在身着戎装的杨克昌身旁，怀中还有个两岁大的男孩。
抗战时期，杨克昌担任了川军47军178师532团1营的营长，他一辈子有过3个老婆，但没有一个为他生下过孩子。
第一任老婆姓蒲，很早就过世了。第二任姓罗，同他前往河南前线，不久病死在河南。第三位老婆姓黄，陪他走完了这一生。
黄氏是杨胜雄叫了大半辈子的“妈”，也是川军将领李家钰将军机要译电员，是目前健在抗战老兵黄开仁的姐姐。这也是揭开杨胜雄身世谜团的关键之一。
而罗氏，则是黑白照片中，那位抱着男婴的妇女。“那张老照片的背后还写有一行字。”杨胜雄的三女儿说，几兄妹在上世纪80年代还看到过那张照片，大致记得写的是“河南回水镇杨家湾”，一家人曾在网上查找过，“但在河南没查到回水镇这个地方。”
“对河南没有一点印象，记事时就在四川了。”这么多年里，除了暗自里思索，杨胜雄没有再追问父亲，这件事也一直压在心头。
不久后，杨胜雄离开碗厂，先后在当地机砖厂、农具厂煮过大锅饭，最后在水泵厂退休了。
几十年间，他结了婚，跟媳妇四处凑钱修了新房，就从杨克昌处搬了出来。之后，两夫妻开了这家豆花店，过着平静的日子，但心里的秘密实在压不住，杨胜雄讲给了妻子和孩子听。
1996年6月份，田里的秧苗刚插完不久，91岁的杨克昌摔倒一次后，身体就不行了。一口痰没能咳出来，家人赶紧把他送去蒲江县中医院，但还是没把他留住。
杨胜雄记得，当他背着父亲上车时，耳畔听到了几声叹息，和一句有气无力的话：“儿啊，以后还是要对你妈好啊。”他没有问父亲自己的身世，那个男人的脾气他再了解不过，不说的东西这辈子都不会说的。杨家仅留下杨克昌的一张身份证照片。
料理丧事期间，杨胜雄路过老家清水溪的一个小庙，遇见了杨克昌当年的勤务兵宋永生。“要知道自己的身世，最好还是问杨营长的副官徐钊，我记得是他把你抱到营长面前的。”宋永生说完这句话，转身就进了庙里，而杨胜雄的心脏却再次遭到“重击”。
说到这里，整个屋子突然陷入沉默，坐在老杨身旁的妻子张芝桂，给他抹掉脸颊上的泪痕。这么多年里，她从未见过丈夫哭成这样。
多年来，老杨一直没去找徐钊，那个可能是世上唯一知道老杨身世的男人。
“当时有了几个孩子，担子全压在我身上，找人的费用根本承担不起。”老杨哭得像个孩子，比起渺茫的希望，他更担心的是绝望，“如果连他也问不出结果，那最后的一点希望也就没了。”
真相
1942年的一天，部队有士兵用9两小麦换回来三个小娃娃，其中一个被杨克昌营长托人带回四川。
李家钰将军的机要译电员、94岁的川军抗战老兵黄开仁，一直有意避谈“侄儿”的身世问题，但时隔这么多年，他终究还是松了口。
“他确实是从河南新安县抱养回来的。”1942年，河南发生旱灾和蝗灾，当时部队驻守河南新安一带。饥民往各个方向四处逃散，当时的河南在他看来，“简直就是地狱。”
铺天盖地的蝗虫漫天飞来，田里的庄稼很快被啃光，灾民都饿成了皮包骨，有人吃“观音土”，肚子被胀得很大。一个村连着一个村，找不到完整的树叶、树皮，就连树干都被啃得满是牙印。
“饿死在路上的人，随处都是。”黄开仁说，灾民们为了逃离，就聚集到火车站，拼命爬上火车顶，被踩死、压死的根本数不清。
作为司令部的机要译电员，黄开仁了解的消息更多一些。他从部队里听说过这样一件事，1942年的一天，部队有士兵从新安县狂口镇回来，用9两小麦换回来3个小娃娃，算是救了他们。后来，两位营长和一个连长各抱养了一个，其中一个被营长杨克昌托人带回四川。
“故事大致就这些了。”老杨说。屋子里有些闷，他随手摘下帽子，头发被汗水浸得有些润，他只是笑了笑。
老杨和妻子张芝桂在1963年结了婚，育有三女一儿，现在也都各自婚配，孙子大学毕业不久，刚参加工作，“一家子再没有我要操心的了。”老杨说。
站在阳台上吹了会冷风，老杨深呼吸了口气，“还是想寻到根在哪儿，看看那边还有没有亲人在。”
随后，他把默默收集多年的线索，全都列了出来，“照片后面的信息，父亲生前讲起的抗战经历，我老家应该是河南新安县。”当年关于徐钊的信息，他也托人打听过，“就在蒲江，但人已经不在了，他儿子是县医院的医生，叫徐国洪。”
当记者联系上徐国洪时，他说，父亲徐钊确实说过，是47军杨克昌营长的副官，在河南打过仗，“但没听他提过，帮营长换孩子的事。”
线索又一次断掉，杨胜雄叹了口气，然后又平静，“想到过这个结果。”
之后，记者同河南新安县抗战史研究者孙保旭取得联系，共同整理这些零散的线索。
“新安县没查到有回水镇。”紧接着，孙保旭又补充道，黄开仁所说的狂口镇，新安县确实有，“但此前那里修水库，当地百姓都搬迁了……”
“上了年纪的人可能会知道，我们会联系志愿者一起努力的。”电话那头，传来孙保旭的声音，按照黄开仁的回忆，毕竟军官用9两小麦换了3个小孩，在当时也算村里的大事了，“可能还有老者记得这些往事，但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找到的事。”
“1942年到1943年，是河南的灾难。”孙保旭说，天灾加上人祸，导致众多河南百姓死亡，更多的人被迫逃离家乡。
“那场大饥荒的恐怖，我听很多人说过。所以这辈子我都感谢父亲救了我。”老杨说，小时候，虽然难得见到杨克昌一面，“但他对我很好，一直都是。”
那天，离开豆花店时，老杨执意要把记者送上车，离开时他说会一直找下去，就算记忆中没有那个村庄的影像，但他仍然会去找，“只要我没放弃，就一直在向答案靠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