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现代化，这是很难的一个题，也是第一次搞联产承包改革没有解决的问题。而罗江试点的，正是这样一个世纪难题的破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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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小农”，是我国当前的一个现实，并将长期存在。如何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是一个重大而深远的课题。
何处破题？2017年10月起，我省借鉴台湾“农会”、浙江“农合联”、山东“为农服务中心”等省区经验，探索建立新型农民合作联合社，在德阳市罗江区的略坪、蟠龙两镇率先开展“农联”改革试点。
探索已有一年，“农联”运行得如何？记者日前深入罗江探访。□王林本报记者寇敏芳李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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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是自上而下的试点改革，其实是来自基层的迫切需求
“农联”的“亲戚”，在海峡那一边的台湾。
台湾地势地貌和小农户居多的情况和四川类似。2017年，四川省委农工委带队赴台湾考察发现，小农户在“农会”组织下，不仅产销井井有条，而且“凡是农民需求的，农会都能服务”，甚至包括金融。这让四川萌生了借鉴并探索自己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想法。
仅有25万人口的德阳罗江区“嗅”到了机遇，并最终拿到全省唯一试点机会。
表面看，这是自上而下的试点改革，其实更多的是来自基层的迫切需求。
多年来，罗江区委农工办主任郑文斌一直在思考政府服务农民的模式问题。“比如，县上专家并没有真正的羊肚菌种植经验，每次搞培训，还是请来讲半天，其实不少种了几十年羊肚菌的土专家的经验才是农民最想听的。”他直言，过去很长时间，农民需要的政府常常提供不了，而政府提供的农户往往又用不上。
市场经济大潮中，小农户也愈发势单力薄。2017年罗江贵妃枣刚开市时收购价每公斤16元，工商资本、小贩涌入后，一路压价到8元。“分散的小农户迫切需要联合。”郑文斌说。
台湾“取经”归来，郑文斌想，能否建立一个农民自己服务自己的组织，政府只是引导支持、购买服务，既解决供需不对称，又让小农户抱团。
和全国一样，罗江合作化搞了几十年，试过不少模式，也走过不少弯路，都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农民合作社为例，花了不少力气，数量可观，却有不少是假合作社、空壳社，只有几个大户，真正带动农民的不多。“合作社是就某一具体产业将农民组织起来，利益联结不紧，合作内容单一。”郑文斌说。
罗江要蹚新路，也要摸石头过河。略坪、蟠龙两镇进入视线。略坪镇地势平坦，以种水稻、蔬菜为主，是3万人的平坝大镇；蟠龙镇建成连片贵妃枣、金花梨、青花椒等产业园，仅1万多人，是丘陵乡镇的代表。
在试点方案中，“农联”被这样“画像”：以党建为引领、农民为主体、产权为纽带、服务为根本，打造集生产服务、营销策划服务、信用合作服务和公共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实现“农有、农治、农享”。
“就是将分散的小农户凝聚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再建立理事会、监事会、职业经理人相互制衡的现代化管理制度，在自我服务中实现可持续发展，让小农户在大市场中获得更好收益、更强竞争力。”罗江区委书记曾长江这样理解。
试点镇所有农户、在当地开展生产的工商资本，均可自愿申请加入。入社须缴纳股本金，县供销社还以股金社员身份加入。但不管股本金大小，均一户一票，30户直选一名代表，由代表选理事会、监事会，再由理事会选择职业经理人团队。两家“农联”还在工商部门注册为合作经济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