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驿道旁的元堡摩崖石刻（摄影 余茂智）
明清驿道响起马蹄声
成渝两地陆上官方驿道的贯通，在学界多认为从明朝正式开始。
早在朱元璋称帝当年，他便下令整顿和恢复全国驿站。次年，又把元朝时设立的“站”全部改为驿。史料显示，成都锦官驿、龙泉驿等成渝古驿道上的主要驿站，便从明朝开始。至于从成都过简阳至重庆的这条陆路为何被称为东大路，则是清康熙6年时，朝廷继续在四川大规模设置驿站，并且分为东西南北4路的缘故。根据《四川通史》记载，东路正是从成都水、陆总驿锦官驿出发，经得胜场、沙河堡、大面铺至龙泉驿，再一路向东蜿蜒，过简阳、内江，直到“奉节之小桥驿”，这也是明清以降连接成渝的主要道路。
谢元鲁认为，明朝在四川开辟陆路，和中央王朝对四川的统治比较薄弱也有一定关系。“川南少数民族聚居，多次叛乱，影响水路交通安全。此时加强陆路交通建设由此变得必要。”
这条道路曾经如何繁忙?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袁庭栋介绍，锦官驿作为明清时期全省最大的陆路马驿以及最大的水驿，在明朝时曾记载日支驿粮百石，蔬菜银100两;在这里置备入藏物料，竟用银高达13万两。到了清朝，政府每年要为驿站划拨的运营经费达到3927两白银。即使作为东大路上普通驿站的龙泉驿，也是规模了得。根据明天启年间冯任修的《成都府志》(当时简州隶属于成都府)记载：龙泉驿配备旱夫60名、厨子6名、马45匹，每年要花2600多两白银。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东大路上有大量过往官员和需要派发的文件。
连绵的驿道串连起了沿线古镇，并最终根据10里一铺、60里一驿的邮路要求，让沿途更多的场镇应运而生。自此，除了官方驿马在古道上的风驰电挚掣，过往商贾的骡马以及上至政府官员下至平民百姓，也开始在这条驿道上穿行。
咸丰年间的四川学政、著名书法家何绍基，便曾经下榻龙泉驿。谭继和说，咸丰4年正月初六，何绍基从外地返回成都过草堂人日，但因为人日是每年正月初七，于是他只好先在龙泉驿暂歇，直到初七这天一早才走进成都城，到草堂拜祭杜甫，书写了著名对联：“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至今，这幅对联仍挂在草堂工部祠大门外，成为诸多游客草堂游览的打卡地之一。
明朝商品经济的萌芽以及1890年重庆首开商埠，则令成渝古驿道更加繁忙和发展。谭继和介绍，明人张瀚的《松窗梦语》曾经提到成都首称会府，重庆则是全省重要码头，成渝“利在东南”，是明朝时期西部最重要的商业网，可见成都和彼时的重庆府已经在商业上唇齿相依。到19世纪末，法国传教士古德尔写云南游记，更是专门提到重庆和成都的商业往来：成都的货物要下江南，必须要经过重庆;下江的货物要到成都同样如此。此时的成渝古驿道，“往来通行于道，车马往来”“货物相望于途”，商业往来频繁。到重庆首开商埠，它作为现代港口的重要地位更加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