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名片

宝山遗址位于陕西南部的汉中平原，地处秦岭和大巴山之间，这里是连接秦蜀重要通道。

宝山遗址是一处从仰韶时期到殷商时期的遗存，其中以商时期遗存最为丰富，创造了有名的城洋青铜器群。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城洋青铜器群一共发现了700余件青铜器，包括容器、酒器、兵器、工具等，鼎、罍、壶、盘、觚、爵、斝、矛、戈、刀、面具等皆有，还有一批难以定论用途的异性器。

这个青铜器群能看到典型的中原商王朝风格，有着与殷墟妇好墓中形制几乎相同的青铜罍，同时又显示出与巴蜀文化的密切渊源，还有不少是独树一帜的独特创造。有一种学术观点认为，这里或许就是连接中原与巴蜀的一个“文化中转站”。

在宝山遗址中，除了发现房屋遗迹、陶器坑、小型墓葬之外，还发现了数量丰富的“烧烤坑”，多达数百个，这是宝山人独特的一种生活方式，将狩猎打渔获得的食物放入坑中进行烧烤，然后食用，后又将吃剩下的废弃物丢入坑中掩埋起来，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宝山人已经熟于用火，同时还具备了“环保意识”。

四川在线记者 吴梦琳

宝山遗址

位于陕西南部的汉中平原，地处秦岭和大巴山之间，是连接秦蜀重要通道。

随着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再次出土大批的青铜器，引发关注。而与四川北部相接的汉中平原上，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位于湑水河两岸的城固和洋县境内，出土了700余件青铜器。

经过西北大学教授赵丛苍坚持的寻找，“城洋青铜器群”被证明是由宝山先民所创造的，数量可观、造型丰富，既呈现出中原商文化的典型特征，又与古蜀文明存在诸多相似和联系，更有着独树一帜的独特创造，从而引发了关于宝山文化圈，与中原文化圈、古蜀文化圈之间的关系的诸多探讨，有学者认为，这里就是巴文化的一支，也有学者认为，这里是中原文明联通古蜀文明的一个“中转站”。

今年7月，四川日报全媒体“寻根五千年中华文明·三星堆对话古遗址”大型融媒体报道组来到这里，在赵丛苍带领下，踏上宝山遗址的寻访之路。

湑水河畔惊现大量青铜器，谁创造的？

汉中平原与川北相接，不论是自然气候、地形地貌、饮食习俗甚至当地方言，两地都十分接近。

湑水河长江流域汉水水系的一条支流。北魏时期，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这样记载，“婿水又东径七女冢。冢夹水罗布，如七星，高十余丈，周回数亩。元嘉六年，大水破坟，坟崩，出铜不可称计。”

城固和洋县，大致以湑水河为界，正如《水经注》的记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两县农民在种田挖地时，沿着湑水河畔，挖到不少青铜器，引发学界的关注。

这些青铜器，大多都是以集群式埋葬，分布在沿着湑水河两岸和汉江两岸的狭长区域内，只有少数是单件出土于河床中，专家猜测，这或许是河水冲刷冲入河床中的。几十年来，在这一区域，陆陆续续发现了超过700件青铜器，种类十分丰富，包括容器、酒器、兵器、工具等，还有一批难以定论用途的异性器，例如青铜泡。

城固是张骞故里，新建成的城固县博物馆，坐落于张骞墓景区中。记者在展厅看到陈列在这里的“青铜宝库”，鼎、罍、壶、盘、觚、爵、斝、矛、戈、刀、面具等皆有，不乏十分精美之器。

在这个“青铜宝库”中，能看到典型的中原商王朝风格。例如，一件兽面纹铜方罍，堪称城固博物馆镇馆之宝，这件青铜器高51.2厘米，面宽15.3厘米，底面宽12.8厘米，侧宽11.8厘米，重21.25千克，1976年发现于城固苏村。兽面纹铜方罍纹饰十分精美，方唇，直颈，圆肩，弧腹，凹底，肩两侧施牛形首一对，背面腹下部有一羊首盖、颈四面各施一道扉棱，盖和握手皆饰倒置卷角饕餮纹，握手纹饰以细阴线纹表现，颈部以扉棱为界，饰一对相对的夔纹，组成饕餮面，肩部两面各饰一高浮雕，卷角为两部分，上部为涡纹间饰夔纹，两面各有五个涡纹，整体来看，形制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方罍形制几乎一样，是典型的中原之器。

兽面纹方罍

然而，青铜泡、镰形器、青铜面具等完全不同于商王朝风格的器型，也不在少数。例如1976年10月，在城固县苏村小冢发现了23件青铜面具。这组青铜面具脸形有椭圆和圆形两种，目框深凹，眼球外凸，中有圆扎。面具脸壳外凸内凹，五官位置与人的面部相近。器形为两耳直立，悬鼻突起，透雕獠牙，造型独具一格。

如此数量丰富、制作精美的青铜器从哪里来，一度困扰着学界专家们。尤其是大量青铜器都是由农民发现，考古资料几乎是缺乏的，这对于城洋青铜器群的研究来说，更是难上加难。

彼时，有学者认为，这些青铜器中，与成都平原竹瓦街窖藏出土青铜器风格类似，猜测城洋青铜器群来自于蜀文化，甚至汉中平原可能是当时蜀文化活动的中心。然而，随着80年代三星堆的发现，这样一种说法被打破，蜀文化的中心一直就在四川。

寻找到城洋青铜器群的族群归属遗址，成为破解这一谜题的关键，包括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以及省上文物部门等都曾派出专业考古人员，希望能找到遗址，但都无功而返。

在宝山之上，发现“宝山文化”

如今已满头银发的赵丛苍，1990年还在西北大学就读研究生的最后一年。当时，他选择了城固洋县青铜器作为自己毕业论文研究方向，带着这个题目，也来到了城固。

“说实话，当时压力很大的，那么多大咖都去找过，没找到，我能找到吗？”赵丛苍走路步伐很快，声音洪亮，多年的田野考古让他练就了走路爬山的好本命，带领记者走到城固县湑水河边的水稻田里，一边走，一边回忆往昔。

1990年3月19日，赵丛苍对这个时间记得非常清晰。当时，赵丛苍和自己的两位助手，以及当地文管所的工作人员，已经连续挖了十多天，跑了10多个乡镇，在此前发现青铜器的地点逐个勘察，一无所获，甚至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发现。

“很累，更焦急，当天我们又挖了一上午，中午时躺在湑水河旁湑水村一处稻田里休息，突然看到河对岸，有一个山包包，在一片平原之上，引人注意。”赵丛苍回忆，当时，自己问同行的城固文管会王主任，山包包叫什么名字，对方回答：“宝山。”

“宝山？”赵丛苍眼前一亮，尽管对方告诉他，宝山上什么都没有，他还是执意要去宝山看看。附近没有桥，3月份河水还很凉，赵丛苍带头挽起裤腿，一行人互相搀扶着，趟过了河，直奔宝山。

刚好，有村民因为要修房子，正在宝山山脚挖土做地基。赵丛苍睁大眼睛，眼球随着村民抡动的䦆头转动。忽然，泥土带下一块他朝思暮想的东西——陶片。他喜出望外、兴奋不已！

“我抓起陶片问村民，山上有这样的东西么？村民说，山顶上，好像有这样的陶瓦瓦。”回忆起当时的经过，赵丛苍依然十分激动。

赵丛苍一行人奔上宝山山顶。“山上是没有人的，陕南这个地方植被很好，杂草把路罩得严严的，我们拨出一条路来上来，上来之后就发现有梯田样的台子。”赵丛苍告诉记者，或许是考古人的敏锐性，一眼就看到了灰层，自己就用手铲掏开，一看，有陶片，虽然认得不是很准，但感到自己要找的东西好像已经找到了。“因为这些陶片看起来不像那个秦汉时候那么晚，也不像史前时期那么早，应该就是夏商周这个时候，我就一下子来了劲了，非常兴奋了。”

随后一行人迅速在山上开始布探方，成堆成堆的陶片被发现，宝山果然有宝！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每天天一亮，赵丛苍一行就直奔宝山，到了晚上，每个人都背着满满的几大包陶片下山，到住宿的招待所清洗、整理、记录。县里的文管所、当地的村干部，全力配合他们的发掘，当地本来是吃米，但赵丛苍习惯于吃面，文化站一位干部为此专门经常给他包饺子。

而城洋青铜器群考古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消息，很快传开，知名的考古专家李伯谦等都专门来看这批陶片。

1990年7月，赵丛苍顺利毕业留校任教，他建议学校，将宝山作为本科生的一个实习基地。

考古发掘使赵丛苍得出了结论——宝山遗址是一处从仰韶时期到殷商时期的遗存，其中以商时期遗存最为丰富，而城洋青铜器群正是宝山遗址商代族群所创造和留下的，并提出将其作为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宝山文化”。

据介绍，特别的是，在宝山遗存中，除了发现房屋遗迹、陶器坑、小型墓葬之外，还发现了数量丰富的“烧烤坑”，多达数百个。

“烧烤坑是宝山人独特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将狩猎打渔获得的食物放入坑中进行烧烤，然后食用，后又将吃剩下的废弃物丢入坑中掩埋起来。”在赵丛苍看来，这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宝山人已经熟于用火，同时还具备了“环保意识”。

创造如此丰富青铜器的宝山人是谁？

尽管已经明确了城洋青铜器群由宝山人创造，那宝山人又是谁？这又成为了一个新的问题。在学界，也就此展开了丰富的讨论和研究。

“这里出土的方罍，与殷墟妇好墓中同款，妇好是国母，身份仅次于商王，说明城洋青铜器的主人身份地位应该非常高，这里当时可能是一个方国。”赵丛苍说，然而从性质上来说，这个方国，应该是巴文化的一支，是从长江中游来到这里定居的，因为在这些青铜器中，看到了明显的湖北路家河文化的影响。

赵丛苍解释，当时，巴人也有很多分支，互相之间可能在争夺统治权，失败的一支沿着长江逆流而上，来到了汉中，在这里定居繁衍。

青铜戈

在这里所出土的丰富青铜器，从工艺上看来，有一部分是从长江中游或者中原地区进口过来，有一部分则是本地自己铸造的。“从目前的材料看起来，与妇好墓中同款的方罍，应该就是交换或者其他方式进口而来，当地的青铜铸造技术，应该做不出那样的纹饰。”赵丛苍说。

当然，学界也依然存在着另外的看法，也有学者认为，这里既不属中原，也不属于巴蜀，而是另一个独立的古国，但汉中与巴蜀以及与中原之间的密切文化因素的影响，是肯定存在的。

而另外一个问题是，宝山人为何将数量丰富的青铜器埋于此地？据介绍，城洋青铜器群的持续年代则从商代中期持续至商代晚期，这是古代青铜器发展的一个高峰。一般来讲，青铜器的埋藏主要有墓葬、祭祀、窖藏等几种方式。例如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是墓葬，青铜器作为贵族的陪葬品被掩埋；陕西周原遗址则是典型的窖藏，当外敌攻入，周人出逃前将这些青铜器全部埋于地下；三星堆遗址，则被认为跟祭祀相关。

青铜泡

那城洋青铜器群，被分布埋于此地几十公里境内、且前后时间持续了两三百年，是为什么？这个问题，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青铜镰

首先墓葬的方式已基本被排除，至于窖藏和祭祀，两种说法皆有，至今没有定论。

在赵丛苍看来，城洋青铜器群一定程度上不能排除祭祀的可能，因为这些青铜器，大部分埋藏在人工堆筑的台子上，也就是当地称为冢的地方，或许代表着对于山川、天地的祭祀。

当然，由于考古材料还很有限，这些都只是赵丛苍目前的一种推测，还需要更多的材料来证明。也有许多的问题，依然等待未来的考古发掘来解答。“现在关键有个最大的问题是宝山文化没有发现大型的墓葬，按理来说这么一个大体量的文化，应该会有大型的墓葬发现，我们曾经为此做过非常多的努力，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如果未来有新的资料确实能颠覆我的认识的话，我还愿意改变观点，我们要秉持唯物的学术态度。”赵丛苍说。

多年来在城固和洋县搞考古发掘，赵丛苍还有了一个别名——“赵城洋”，当地不少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都是赵丛苍的学生。在赵丛苍看来，宝山遗址的发现，再度证明着中华文明的多元。“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整个的中华文明主线的基础上，存在于四面八方的多元文化，共同构成了丰富的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