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博物院

水陆攻战纹铜壶（战国）

现藏于四川博物院、1965年出土于成都百花潭的水陆攻战纹铜壶，是目前国内极罕见的战国宴乐水陆攻战纹铜壶。

铜壶盖面微拱，有三鸭形钮，并饰有卷云纹、圆圈纹及兽纹，肩部有对称兽面衔环双耳。通体用金银嵌错出丰富多彩的图像，画面分四层：第一层，习射和采桑；第二层，宴乐战舞（四川流行的巴渝舞）和弋射、习射；第三层，水陆攻战，左为步战仰攻，右为水陆战争；第四层，狩猎和双兽桃形图案。圈足饰菱形纹和四瓣纹。

铜壶所采用的绘画与雕刻相结合的技法，开创了战国时期青铜器装饰艺术的新格局。在高仅有40厘米的壶面上，工匠们竟刻画了200多个人的形象，个个有特色，另外还有其他景物，表现出当时制造者高超的技艺，同时显示了巴蜀地区独特、精湛的嵌错工艺。

成都博物馆

石犀（战国晚期至汉）

《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蜀王本纪》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桥下，二枚在水中，以厌（压）水精；因曰犀牛里。”

古人认为，犀牛有“分水”的能力，将石刻的犀牛置于岸边，可以镇压水怪。所以，当李冰踏上水患频发的成都平原时，下令制作了5头石犀。

而2012年出土于成都天府广场东侧工地、现藏于成都博物馆的这件石犀，就被认为很可能与李冰治水有关。该石犀长3.3米、宽2.1米、高1.7米，重约8.5吨，通体呈浅红色，是成都地区常见的粗质砂岩制作而成的。石犀作站立状，躯干丰满壮实，四肢粗短，下颌及前肢躯干部雕刻卷云纹，是迄今发现的我国同时期最大的圆雕石刻。

作为成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石犀不仅与《蜀王本纪》有关石犀的记载相互印证，也与《华阳国志》有关秦在成都大城“营广府舍”的记载吻合。它从侧面印证了成都城址中心连续存在2300多年而无变化，阐释了天府之国文化的延续性与稳定性，具有极高的考古和艺术研究价值。

三星堆博物馆

青铜立人像（商）

在三星堆众多的青铜雕像群中，足以领衔群像的非大立人像莫属。不论是从服饰、形象还是体量等各方面看，这尊大立人像都堪称它们的代表人物。

青铜大立人雕像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身体中空，分人像和底座两部分。人像头戴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共三层衣，衣上纹饰繁复精丽，身佩方格纹带饰。其双手手型环握中空，两臂略呈环抱状构势于胸前。脚戴足镯，赤足站立于方形怪兽座上。整体形象典重庄严，似乎表现的是一个具有通天异禀、神威赫赫的大巫师正在作法。其所站立的方台，即可理解为神坛或神山。

人像身佩的方格纹带饰，当具有表征权威的“法带”性质。他手中是否原本持（抱）有某种法器？有人认为是琮，有人认为是权杖，有人认为是大象牙，还有人认为是类似彝族毕摩（祭司）的神筒或签筒，也有人认为他是在空手挥舞，表现的是祭祀时的一种特定姿态。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太阳神鸟金饰（商周）

2005年8月16日被评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2011年12月被选定为成都城市形象标识核心图案……出土于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金饰，内层图案中心是一个没有边栏的圆圈，周围等距分布有十二条顺时针旋转的齿状芒，芒呈细长獠牙状，好似空中旋转不停的太阳；外层图案由四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它们等距分布于内层太阳的周围，引颈伸腿，展翅飞翔。

太阳神鸟金饰整器采用锤揲、剪切和打磨等多样加工手法，正面打磨光亮，背面未经打磨，较粗糙。该件藏品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具有重大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是研究商周时期古蜀先民金器制作工艺、青铜文明以及深层次的意识形态的重要实物资料。

“金沙遗址抢救性发掘时，由于来不及在现场对散落满地的文物进行整理和归档，都是连着泥土一筐一筐直接运到文物库房，再由我在库房逐件进行清洗和归档。”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王方告诉记者，太阳神鸟金饰出土时皱成一团，她和队友就一点一点循着褶皱的痕迹去展开。当雕刻精美的太阳神鸟金箔完全展开时，两人都看呆了，“那么薄的金箔上，那么精细的图案，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3000多年前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