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强调先行先试，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一条基本经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其中不少就来源于国内部分地区的先行探索。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我们既要有敢于先行先试的勇气，也要有从先行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的智慧。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思想周刊》即日起推出《问道改革先行地》系列报道，实地探访改革关键单位、关键人，追问和思考先行地区的改革之道。《问道改革先行地》第一季，探访《决定》“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涉及5项改革措施的先行地区，敬请垂注。
三中全会要求
鼓励开展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
上海探索
先后试点设立“基础研究特区”“基础研究先行区”
川观智库调研组
行前查资料，川观智库调研组注意到一个事实：围绕如何鼓励开展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上海市已先后试点设立了“两个区”——“基础研究特区”（简称“特区”）和“基础研究先行区”（简称“先行区”）。后者于去年底首次公开，在前者多年实践基础上，对“支持基础研究的再一次能级提升”。
那么，到底哪些方面进行了提升？为什么要提升？在此前实践中究竟收获了什么经验，又有怎样的反思？作为全国率先开展相关探索、又拥有基础研究领先实力的先行地，上海实践无疑对各地有重要借鉴意义。
带着问题调研组近日赴沪，深入采访参与相关决策的智库机构以及参与相关实践的高校院所负责人和学者，力求为各地学习借鉴上海经验提供更多有效参考。
Part.1
围绕基础研究特区，地方政府探索了什么？
要理解从“特区”到“先行区”的完整逻辑，前提是了解“特区”。
据公开信息，2021年上海设立“特区”，迄今共开展两批试点，资助了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6家单位的上百个基础研究项目。
“特区”最重要目的是探路，就是通过营造更适合基础研究的小环境，来探索鼓励开展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的现实路径。《“基础研究特区计划”实施方案》（简称《方案》）首先提出，争取到2025年“形成一批更加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管理制度”，其次才是“造就一支潜心科研、严谨诚信、砥砺创新的人才队伍，培育若干重大原创性成果”。
为实现上述目标，上海主要通过地方政府、试点单位两方来发力。
调研组发现，当地政府围绕“特区”主要干了两件事——“给足资源”和“放开手”。
“给足资源”，一是经费给得足。市政府每年向每个试点单位投入1000万元至2000万元，试点单位以不少于1:1的经费比例共同投入。华东师范大学科技处副处长王华介绍，该校每位入选学者将拿到100多万元到500万元不等的政府资助，学校还会按1:1比例进行配套。多位受访者提到“特区”支持的经费额度是传统基础研究项目的数倍乃至10倍以上。二是时间给得足。传统基础研究项目通常最多得到3年的支持，而“特区”明确以5年为一个周期进行稳定支持。有入选学者告诉调研组，“没有‘特区’支持，有些课题不敢启动，因为怕做到一半没钱了，或者就要求结题了。”受访者普遍认为给足经费和时间，有利于学者潜心基础研究，不需要为凑科研经费而申请多个项目、多线作战。
给足资源的同时，当地政府不仅没有同步升级监管，反而选择了“放手”。“资金给到试点单位，具体怎么用、支持谁等等，都由试点单位自己去定。”上海科技管理干部学院上海科技政策研究所区域创新研究组组长、研究员巫英告诉调研组，在“特区”，政府借鉴国际经验将传统的项目式资助转变为机构式资助——这意味着一系列权责被下放给了试点单位。《方案》明确提出，赋予“特区”充分自主权，允许自由选题、自行组织科研、自主使用经费。随着主管部门“放手”，相关申报手续大幅简化、经费使用约束大幅减少。受资助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袁翔表示，申报耗时只有传统基础研究项目的三分之一左右。根据调研组掌握情况，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试点单位对入选项目探索实施了经费使用“包干制”，不再需要编制项目预算。与此同时，主管部门还主动减小考核压力。调研组在一线走访中得知，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虽然也会对“特区”项目进行中期评估、最终验收，但基本不会进行“逗硬”考核或惩罚。调研组拿到的一份文件显示，“验收时，市科委对照各试点机构的实施方案，采取对机构取得的进展和代表性成果进行整体性考核评估，减少对具体指标的一一对照。”上海市科委相关负责人公开表示，原创性、颠覆性前沿研究难度较高，具有长期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有时候“试错”本身也是一项重大成果。
Part.2
围绕基础研究特区，试点单位探索了什么？
上述做法显然更契合基础研究难度大、周期长、不确定程度高等特点，更有利于学者潜心开展长线研究，但也确实会引出一些新问题、新挑战——抛开政府组织的专家评审，试点单位怎么遴选项目？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中，如何避免学者“躺平”？在允许试错的前提下，又如何对学者进行评价考核？
上海的做法，是将这些关键问题放手交给试点单位去探索。《方案》明确提出，在科研组织模式和管理体制机制上给予最大的改革探索空间。“因为试点单位至少要按1:1配套投入经费，还包括其他资源，所以相信他们也会想办法做出成果。”一位负责人告诉调研组。根据调研组一线走访，试点单位也的确取得了进展——
围绕“怎么遴选项目”，调研组总结各试点单位在实践层面至少形成了三点共识。
一是支持年轻人。这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支持青年学者而非资深学者。调研组搜集到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入选项目负责人的年龄情况，其中前两家平均年龄均为37岁，第三家明确要求必须40岁以下。受访者表示这主要是考虑到青年学者资源有限，希望能雪中送炭，在“能干肯干的时候”支持他们发展。第二层含义是更多在于“选人”而非“选项目”。有受访者表示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天然具有不确定性，研究到一半换方向也并不罕见，因此遴选项目时更看重负责人的潜力和探索精神，部分试点单位甚至允许“改选题”。调研组拿到的一份材料显示，复旦大学提出“在后续执行过程中，入选项目负责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更改或重新制定研究方案、路线及目标。”
二是采取组合遴选的方式。上海交通大学科研院学术发展与成果处副处长韩海波告诉调研组，会通过各种学术活动（如论坛）并结合专家推荐、自行申报等方式去发现人，同时采取“内部评价模型+同行评议”去遴选人。此外多位受访者都提到，“特区”实行区长负责制，校长（或副校长）作为“特区”区长，在人选推荐和项目遴选上有较大话语权。
三是鼓励颠覆性研究、交叉研究。追求产出颠覆性创新成果是当地主管部门对“特区”项目的明确要求。某试点单位因第一批申报课题不够颠覆，被主管部门直接打回。此外，主管部门明确鼓励探索非共识项目的遴选机制。所谓非共识项目，是指创新性强、可能产生颠覆性创新成果但同行评议分歧较大的项目。试点单位反馈这是一个难点，目前做法是请顶尖专家进行多轮评审。至于交叉研究，《方案》明确提出加大对跨领域、跨学科、跨部门交叉研究的支持。重点聚焦“物理+”“化学+”“生命+”“海洋+”等交叉前沿领域。复旦大学在“特区”交叉类项目中就探索了“双负责人制”，鼓励青年学者跨领域合作，提高了相关项目的资助经费额度。
围绕“如何避免学者‘躺平’”，受访试点单位主要从抓“工作状态”和“同行评价”两方面入手。对于前者，多家试点单位提到会以“工作状态”作为过程管理依据。“平时是不是经常去实验室？有没有积极参加学术会议？（科研管理部门）会定期走访了解。”一家试点单位相关负责人表示，相关情况在项目结题时会作为是否适用尽职免责机制的重要依据。对于后者，受访者普遍认为对优秀学者来说，同行评价是比考核指标更好的压力来源。对他们而言完成发论文等指标并不算难，真正难的是产生原创想法、得到同行认可。至于如何将同行评价压力更好传导给学者，有受访者提到学校每年底会组织学术交流，请入选学者聊最新进展，并邀请国内外顶尖学者参加，“既是请资深专家帮忙把关、提建议，也是给青年学者一些压力。”多位受访者提到上述做法之所以成立，要基于两个前提：一是遴选出的学者优秀且年轻；二是所在单位的学术环境较好，“跑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时速不会低于60公里”。
围绕“如何进行评价考核”，受访试点单位共同遵循的一个原则是：重评价，轻考核。这是建立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容错机制的客观需要。多位受访者反馈试点单位对入选项目没有硬性考核指标。有试点单位负责人表示，项目指标由学者自行提出，“写了我们就认，不会修改。”调研组拿到了该试点单位的《“基础研究特区计划”管理办法》，其中提出“原始记录证明承担单位和人员已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仍不能完成的，可以允许结题，且不要求退缴已合法使用完毕的财政资金，不纳入失信记录，不限制项目承担人员后续申报上海市科技计划项目”。此外，调研组了解到同济大学明确规定在项目执行期间，根据入选人员类型，取消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至于“重评价”，是重视同行评价。综合受访者观点，学校在组织同行评价过程中建议注重以下三点：一是注重建立国际同行评价制度，受访者提到，这不仅有利于提高评价质量，还有利于“规避（国内学术界的）人情圈子，提高同行评价的客观性”；二是注重小同行评价，“越前沿的基础研究，懂行专家就越少。要避免外行评价内行，就要更注重来自特定研究方向的小同行评价，而不仅仅靠同一学科的大同行评价。如果小同行在国内不好找、找不到，就去国外找”；三是注重分类评价和交叉领域评价，即根据学科特征分类设置评价机制，同时结合基础研究复杂度加剧、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探索基于新型交叉学科建立评价标准。
上述探索中不少内容都涉及部门间协同，甚至会与现行规定相冲突。调研组了解到，试点单位会成立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通常由科技处牵头协调，受访者说，“能协调的就协调，协调不了的就报办公室，由校长来拍板”。
Part.3
为什么要开辟“先行区”这片新的试验田？
“特区”已经围绕上述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让调研组疑惑的是：上海为什么要开辟“先行区”这片新的试验田？根据一线反馈情况，“先行区”和“特区”似乎更像是两个并行计划，分别对应不尽相同的试点单位（前者官方名单尚未公布）——这看上去有些难以理解，毕竟它们都致力于通过改革创新来支持基础研究。
对上述问题，当地主管部门婉拒了采访。目前网上也找不到详细的公开回应和报道。为此调研组整理手中有限材料，还原出关于“先行区”的以下4点信息：一是和“特区”依托既有高校院所不同，“先行区”会设立专业机构作为运行管理主体。二是“特区”和“先行区”都会注重支持青年科技人才，但后者更加注重“选人”而不是“选项目”。相关体制机制的改革步伐会更大，例如人才的遴选、管理、跟踪、评价，会交由战略科学家全面负责。三是和“特区”一样致力于给学者长周期的稳定支持，但“先行区”的支持力度总体上会更大。四是“先行区”目前仅支持生命科学、化学等有限领域的学者，后续会进一步扩大支持范围。
与此同时，调研组也拜访了相关智库机构和高校负责人，侧面了解到上海市设立“先行区”背后的一些考虑。多位受访者提到，在传统院系框架下，部分改革举措推进难度极高。目前资源和任务主要是按“学校—学院—系”的垂直结构来层层绑定，这使得开展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至少面临以下两个问题——
从考核维度看，学者很难完全摆脱传统体制机制束缚。如前文所述，“特区”设法为基础研究学者营造相对宽松的小环境。“问题是‘特区’只资助5年，之后学者还是要回归传统院系的大环境。”有受访者提到，出于潜心研究的考虑，入选学者通常会在此期间少发文章、少拿项目。《方案》就明确要求受支持的负责人及团队成员在项目执行期间不得再申报上海市级财政支持的竞争性项目。“但对所在院系来说，如果青年学者5年不发文章，还要不要养他？院系能有多大容忍度？对学者自己来说，文章和项目数量少了，会不会影响他未来申请‘杰青’等更高头衔？”
从资源维度看，学术资源调度存在一定障碍。受访者举了两个案例：一是院系内资源调度难。“院系内的资源分配必须兼顾各个研究方向。”有受访者表示根据上海市科委要求，计划给入选学者配备更多研究生名额以辅助研究，但出于内部平衡等考虑而未能实现。二是跨院系资源调度难。有受访者提到“比如某项基础研究涉及工程技术，需要相关学者参与，但他们就缺乏参与积极性，因为这项研究不是他们学科关注的前沿问题、发不了文章。”此外有受访者谈到，跨学院合作成果在学院考核层面怎么分，实践中还存在不少争议。
多位受访者告诉调研组，上述问题在传统高校院所的框架下很难取得突破，当地因此希望能跳出传统框架限制，以“新机构”为平台去探索可行的解决之道——这是试点设立“先行区”的重要原因。调研组了解到，所谓“新机构”主要是指新型研发机构。而多个信源向调研组确认“先行区”启动不久，目前支持机构极少。历经辗转，调研组最终联系到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一位受访者表示该所与“先行区”相关要求精神相契合，后续可能会以它为基础进行试点。
传统院系和这类机构有什么不同？“一个是学科导向，一个是科学问题导向。”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副所长刘江来说，前者是要支撑起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后者则是聚焦于解决科学问题。李政道研究所属于后者。而基于这一导向差异，上述“特区”面临的问题有望得到更好解决。从资源维度看，以科学问题为导向，就是在队伍建设、资源配置等方面都紧紧围绕解决问题的需要去组织。相关机构从一开始就可以聘用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在引入跨学科的专职科研人员方面也不受传统院系制度限制，一位受访者说，“比如生物学院要引进计算机领域学者，在传统院系不行，但在‘新机构’就可以。”从考核维度看，作为常设单位，这些“新机构”可以为基础研究学者提供一个稳定环境，而不像“特区”一样有5年期限。在此基础上可重新设计考核和薪酬激励办法。刘江来介绍，“我们会根据不同岗位来制定不同的KPI（关键绩效指标），不会都是要求发论文。”此外，该所学者薪酬待遇和国内常见的学术荣誉头衔并非强相关，这使学者不用为争取头衔而“急功近利”。与此同时刘江来也提到，传统学院和研究所之间更多是协作而非替代关系，传统学院更适合个人或小团队研究，而研究所更适合需要大团队、大装置去攻坚的项目。
执笔：川观智库研究员 熊筱伟 罗韬
设计：周桐
